从文史分野看裴松之《三国志注》: 在魏晋时期开始脱离经学束缚

2019-11-10 作者:篮球竞猜文学文章   |   浏览(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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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简介:闻喜裴氏是中国古代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这个家族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业绩。自汉、魏、 ,至隋唐、五代,在两千多年中,裴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人才辈出。 在各个学术领域卓有成就者更是指不胜屈。其中裴松之声名尤著。 裴松之,字世期, 河东闻喜人。他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郎。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 》记事过简,命令裴松之广采 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七月写成《 注》。裴注之前注史一般注释文意,大都专门注意文辞训诂,而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于原文的音切和解释不多辞费。在《 注》中他完全贯彻了自己「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作注的指导思想。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史实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驳正。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 志》,他收集了 时期的史著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陈志的三倍。 对这四种体例的说明,见于他的《上三国志注表》: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缺陷,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作为注史的重点。凡陈志所不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对于陈志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志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仅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皆是由裴注得以传世的名文。 「备异」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裴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记载。裴注加以比较鉴别,能够作出较客观的判断,但对那些不易辩明是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录,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辨。此外,裴注还把可以认同却又把握不大的论说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针对陈志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注引举事实进行纠谬,是谓「惩妄」。「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志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论辩」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即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注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 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从文史分野看裴松之《三国志注》: 在魏晋时期开始脱离经学束缚。!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也体现出他的别具慧眼,具有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进步史观。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才是袁术灭亡的关键。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隋书·经籍志》记载,另有《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该书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开创的这种更加完备的史注新法体例,为后世的史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典范。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着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或阐释,主要涉及裴注的具体史事内容考证,裴注所引史料、体例、种类考辨,注史体例评价,裴松之及其思想综合研究等,可谓硕果累累,但多属于静态性描述或评价。实际上,裴注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对之的释读可以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如从文史分野的发展及时代特点对之所具有的影响角度探讨,就别有一番“天地”。在裴松之看来,陈寿对三国历史的记载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其内涵,而这种对内涵的反映往往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表现的。客观地讲,通过文学化手法再现历史,正是陈寿《三国志》所缺乏的东西,也是裴松之补注繁富的根本所在,同时还是裴松之作注的根本原因。陈寿《三国志》与裴注的记史风格的差异,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分野的曲折进程息息相关的。

陈寿《三国志》叙事简要,取材严谨,问世后即得到时人称赞,如“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本人也被称赞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至南朝时,宋文帝却以《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乃命裴松之为之补注。裴松之并未遵循传统的名物训诂角度注释《三国志》,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释方式。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钞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寓意有所论辩。”简言之,就是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角度来补注。这种史注方法出现后,虽先后有人响应,但从总体上不占主流,后世亦少以为继,故裴注的出现引来了诸多评议。

这些评议可以分为如下四类:第一是对裴注所引资料和撰着体例的评价与研究,刘知几、陈振孙、叶适、章学诚、王廷洽、张孟伦等均批评裴注“繁芜”,何乔新、李慈铭、钱大昭、吴伟鹏、伍野春、林田慎之助等则推崇裴注的体例,以为裴注“最善”。第二是对裴注的考证性研究,此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如字句的校勘考订,词义的训释,典故的注释,意义的阐发,地理的诠释,史事的补充等,以清代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如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卢弼《三国志集解》、钱大昭《三国志辩疑》、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等;二是对裴注所引书籍的数目、种类及字数统计的研究,自清代以来,此一领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钱大昕、赵翼、钱大昭、赵绍祖、沈家本、王祖彝、杨翼骧、陈垣、高敏、周国林、高振铎、逯耀东、伍野春、张子侠等都相继参与此研究。第三是关于注史体例的源起问题研究,由于汉魏以来的注释往往重在名物训诂,而裴注显然与之不同,刘知几、章学诚认为是裴松之才力不足所致,这一说法并不恰当;陈寅恪先生提出裴注体例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逯耀东等不少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周一良先生、张子侠先生分别提出不同看法;胡宝国先生则独辟蹊径,从南朝经学对史学的影响着手研究,观点新颖。第四是对裴注及裴松之史学思想的研究,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建荣《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等研究都很出色,伍野春亦提出了“实录”是裴松之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他如李晓明、李颖科等都对裴松之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对裴松之本人及裴注进行全面考察与综合研究的当首推杨翼骧先生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张孟伦先生的《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则在杨翼骧先生研究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使裴注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上述四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层面进行的,至于从文学与史学分野的角度对裴注展开研究者,虽然逯耀东、胡宝国各自对文史分野做了一些探讨,但前者认为是史注脱离经注导致裴注的产生,后者则认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各自追求简、繁的不同学术风气影响所致,对裴注的文学性仍未有所涉及。李伯勋《〈三国志〉裴注所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涂秀虹《〈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等虽开始论及裴注在文学方面的一些表现,但这些论述还多限于个案研究,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王炳庆《王沈〈魏书〉评析——〈三国志〉裴注引书杂记》、宋志英《徐众〈三国评〉考辨》等虽对有文学色彩的裴注所引之杂传进行了一些探讨,但仍未涉及其文学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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